混在媒体这八年(三)

在东方通信仰望媒体(下)

四、
其实，就算是什么大不了的记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当然这是在我以后自己资历深了的时候才明白。
反正这件事之后，我和记者同志们的交道是越打越多，陪吃陪喝陪采访，还得代他们写稿子。我的酒量也就是那个时候有了点长进，后来自己当记者了，反而是滴酒不占了。
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片断，一是北京记者好牛，夸起海口来，让我这个涉世不深难辩真假的三陪人员都有些怀疑，信产部xxx副部长，我哥们啊；xxx，巨龙集团的董事长，当年我跟他一起出国考察啊；诸如此类，让我怀疑，都这么牛了，怎么还当个小记者啊？二是给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送礼，一个编导，老头子，头发都白了，做《商界名流》（忘了是商界名流还是商界名家了，应该是中央二台的，后来节目也播出来了），我给他送去一个摩托罗拉的V8088，当时要7/8千元一只的手机，他一边眉头一皱，说，怎么到哪儿都是送这个啊，就不能有点新鲜的？一边不客气的把手机收到了包里。三是凤凰卫视给我们做专访，节目免费，但需要买他们的广告，那也是狮子大开口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不过好歹做事比中央电视台要专业一些。四是有一次信产部的领导们到公司来视察，忘了是什么级别的领导了，大概是司长或者更小处长一级吧，不知有意无意说我们接待的同志用的DV很好，不错，于是赶紧全办公室出动，去采购最高档的DV，后来买了两个DV，要1.5万一个，一个领导送了一个。
总之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，见多了之后也就见怪不怪了。日子还是一天一天过。

五、
在东信的工作，虽然级别不高，但是接触的机密不少——所以后来离职的时候公司还跟我签了一个保密协议——当然现在早就过了三年的协议期了；所以对公司的处境可能比很多中层领导还要清楚。记得1999年还是1998年，东方通信在一个展览会上就能草签100亿人民币的合同，作为对比，当年的华为，大概只有东信几分之一的销售额吧，而后来在杭州大红大紫的UT斯达康，估计给东信提鞋东信还不乐意。但之后东信就开始一直走下坡路。
但让我真正动了辞职念头的，是一次公司大规模的市场调研工作。我分两次陪两位公司的高层领导（就是东信说的一级经理）去西北和南方市场做调查，历时一个多月。而调查的结果是我花了几天几夜写了一份十几万字的调查报告，作为公司十一五规划的一份原始材料。我自己的直观看法是，东信估计是不行了。当时竞争已经相当激烈，东方通信全靠摩托罗拉的技术转让才能立足；而摩托罗拉已经开始限制对东信的扶植，比方说开始内部跟东方通信划分市场范围，说南方市场的竞标，由深圳金鹏负责；北方的市场，由天津摩托罗拉负责；东方通信就管中间这一块。意味着一下子自己的市场就变成原来的1/3。而这一切公司的高层似乎都充耳不闻。领导东方通信成功的董事长施继兴更是严重地脱离了现实，呆在东信大楼最高层的宽大办公室里，对一些国外的记者大谈中国应该如何发展3G云云的话，坐在旁边的我对他那些观点已经是再熟悉不过，觉得这根本就是朱镕基才应该考虑的问题啊。事实上，在去南方考察的过程中，当时的副董事长谢宇普说，施总甚至想花 10亿元去买中北寻呼，以此实现他从电信设备制造商到运营商的角色转变，全然不顾当时手机就要取代寻呼机的现实，幸亏遭到当时还当总经理的谢宇普的全力反对才作罢。听到这样的内幕，对东信我就更少了一份信心。
而一旦走了背运，倒霉的事就会接踵而至。另一个让东信彻底无法翻身的人，是当时刚刚由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改制而来的普天集团董事长，欧阳忠谋。他到东信来考察的时候，我接待过他几次，总的感觉是，他要削藩来了。内忧外患之中，东信怎能不垮？

六、
几年之后，我把我当时对东信处境的思考，写成了一篇文章，叫做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，发表在《新民周刊》上。但当时我考虑更多的是，如果离开这条即将沉没的大船，我应该去做什么，我能做什么？思考的结论是去做记者，因为专业对口，更因为，我熟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