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在路上
Nov 14, 2006 3:29 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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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MPHIS, TN
Nov 14, 2006 12:19 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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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MPHIS, TN
Nov 13, 2006 12:25 P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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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CHORAGE, AK
Nov 12, 2006 3:20 PM
Picked up
SUZHOU 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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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v 12, 2006 2:39 PM
Package data transmitted to FedEx
估计明天这个时候应该就能拿到新苹果。
而在过了一个Remembers Day的长假之后，移民申请也在今天早上到达。
等待和长跑很快就要圆满啦。
Tuesday, November 14, 2006
Saturday, November 11, 2006
混在媒体这八年(三)
在东方通信仰望媒体(下)
四、
其实，就算是什么大不了的记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当然这是在我以后自己资历深了的时候才明白。
反正这件事之后，我和记者同志们的交道是越打越多，陪吃陪喝陪采访，还得代他们写稿子。我的酒量也就是那个时候有了点长进，后来自己当记者了，反而是滴酒不占了。
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片断，一是北京记者好牛，夸起海口来，让我这个涉世不深难辩真假的三陪人员都有些怀疑，信产部xxx副部长，我哥们啊；xxx，巨龙集团的董事长，当年我跟他一起出国考察啊；诸如此类，让我怀疑，都这么牛了，怎么还当个小记者啊？二是给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送礼，一个编导，老头子，头发都白了，做《商界名流》（忘了是商界名流还是商界名家了，应该是中央二台的，后来节目也播出来了），我给他送去一个摩托罗拉的V8088，当时要7/8千元一只的手机，他一边眉头一皱，说，怎么到哪儿都是送这个啊，就不能有点新鲜的？一边不客气的把手机收到了包里。三是凤凰卫视给我们做专访，节目免费，但需要买他们的广告，那也是狮子大开口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不过好歹做事比中央电视台要专业一些。四是有一次信产部的领导们到公司来视察，忘了是什么级别的领导了，大概是司长或者更小处长一级吧，不知有意无意说我们接待的同志用的DV很好，不错，于是赶紧全办公室出动，去采购最高档的DV，后来买了两个DV，要1.5万一个，一个领导送了一个。
总之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，见多了之后也就见怪不怪了。日子还是一天一天过。
五、
在东信的工作，虽然级别不高，但是接触的机密不少——所以后来离职的时候公司还跟我签了一个保密协议——当然现在早就过了三年的协议期了；所以对公司的处境可能比很多中层领导还要清楚。记得1999年还是1998年，东方通信在一个展览会上就能草签100亿人民币的合同，作为对比，当年的华为，大概只有东信几分之一的销售额吧，而后来在杭州大红大紫的UT斯达康，估计给东信提鞋东信还不乐意。但之后东信就开始一直走下坡路。
但让我真正动了辞职念头的，是一次公司大规模的市场调研工作。我分两次陪两位公司的高层领导（就是东信说的一级经理）去西北和南方市场做调查，历时一个多月。而调查的结果是我花了几天几夜写了一份十几万字的调查报告，作为公司十一五规划的一份原始材料。我自己的直观看法是，东信估计是不行了。当时竞争已经相当激烈，东方通信全靠摩托罗拉的技术转让才能立足；而摩托罗拉已经开始限制对东信的扶植，比方说开始内部跟东方通信划分市场范围，说南方市场的竞标，由深圳金鹏负责；北方的市场，由天津摩托罗拉负责；东方通信就管中间这一块。意味着一下子自己的市场就变成原来的1/3。而这一切公司的高层似乎都充耳不闻。领导东方通信成功的董事长施继兴更是严重地脱离了现实，呆在东信大楼最高层的宽大办公室里，对一些国外的记者大谈中国应该如何发展3G云云的话，坐在旁边的我对他那些观点已经是再熟悉不过，觉得这根本就是朱镕基才应该考虑的问题啊。事实上，在去南方考察的过程中，当时的副董事长谢宇普说，施总甚至想花 10亿元去买中北寻呼，以此实现他从电信设备制造商到运营商的角色转变，全然不顾当时手机就要取代寻呼机的现实，幸亏遭到当时还当总经理的谢宇普的全力反对才作罢。听到这样的内幕，对东信我就更少了一份信心。
而一旦走了背运，倒霉的事就会接踵而至。另一个让东信彻底无法翻身的人，是当时刚刚由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改制而来的普天集团董事长，欧阳忠谋。他到东信来考察的时候，我接待过他几次，总的感觉是，他要削藩来了。内忧外患之中，东信怎能不垮？
六、
几年之后，我把我当时对东信处境的思考，写成了一篇文章，叫做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，发表在《新民周刊》上。但当时我考虑更多的是，如果离开这条即将沉没的大船，我应该去做什么，我能做什么？思考的结论是去做记者，因为专业对口，更因为，我熟悉。
四、
其实，就算是什么大不了的记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当然这是在我以后自己资历深了的时候才明白。
反正这件事之后，我和记者同志们的交道是越打越多，陪吃陪喝陪采访，还得代他们写稿子。我的酒量也就是那个时候有了点长进，后来自己当记者了，反而是滴酒不占了。
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片断，一是北京记者好牛，夸起海口来，让我这个涉世不深难辩真假的三陪人员都有些怀疑，信产部xxx副部长，我哥们啊；xxx，巨龙集团的董事长，当年我跟他一起出国考察啊；诸如此类，让我怀疑，都这么牛了，怎么还当个小记者啊？二是给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送礼，一个编导，老头子，头发都白了，做《商界名流》（忘了是商界名流还是商界名家了，应该是中央二台的，后来节目也播出来了），我给他送去一个摩托罗拉的V8088，当时要7/8千元一只的手机，他一边眉头一皱，说，怎么到哪儿都是送这个啊，就不能有点新鲜的？一边不客气的把手机收到了包里。三是凤凰卫视给我们做专访，节目免费，但需要买他们的广告，那也是狮子大开口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不过好歹做事比中央电视台要专业一些。四是有一次信产部的领导们到公司来视察，忘了是什么级别的领导了，大概是司长或者更小处长一级吧，不知有意无意说我们接待的同志用的DV很好，不错，于是赶紧全办公室出动，去采购最高档的DV，后来买了两个DV，要1.5万一个，一个领导送了一个。
总之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，见多了之后也就见怪不怪了。日子还是一天一天过。
五、
在东信的工作，虽然级别不高，但是接触的机密不少——所以后来离职的时候公司还跟我签了一个保密协议——当然现在早就过了三年的协议期了；所以对公司的处境可能比很多中层领导还要清楚。记得1999年还是1998年，东方通信在一个展览会上就能草签100亿人民币的合同，作为对比，当年的华为，大概只有东信几分之一的销售额吧，而后来在杭州大红大紫的UT斯达康，估计给东信提鞋东信还不乐意。但之后东信就开始一直走下坡路。
但让我真正动了辞职念头的，是一次公司大规模的市场调研工作。我分两次陪两位公司的高层领导（就是东信说的一级经理）去西北和南方市场做调查，历时一个多月。而调查的结果是我花了几天几夜写了一份十几万字的调查报告，作为公司十一五规划的一份原始材料。我自己的直观看法是，东信估计是不行了。当时竞争已经相当激烈，东方通信全靠摩托罗拉的技术转让才能立足；而摩托罗拉已经开始限制对东信的扶植，比方说开始内部跟东方通信划分市场范围，说南方市场的竞标，由深圳金鹏负责；北方的市场，由天津摩托罗拉负责；东方通信就管中间这一块。意味着一下子自己的市场就变成原来的1/3。而这一切公司的高层似乎都充耳不闻。领导东方通信成功的董事长施继兴更是严重地脱离了现实，呆在东信大楼最高层的宽大办公室里，对一些国外的记者大谈中国应该如何发展3G云云的话，坐在旁边的我对他那些观点已经是再熟悉不过，觉得这根本就是朱镕基才应该考虑的问题啊。事实上，在去南方考察的过程中，当时的副董事长谢宇普说，施总甚至想花 10亿元去买中北寻呼，以此实现他从电信设备制造商到运营商的角色转变，全然不顾当时手机就要取代寻呼机的现实，幸亏遭到当时还当总经理的谢宇普的全力反对才作罢。听到这样的内幕，对东信我就更少了一份信心。
而一旦走了背运，倒霉的事就会接踵而至。另一个让东信彻底无法翻身的人，是当时刚刚由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改制而来的普天集团董事长，欧阳忠谋。他到东信来考察的时候，我接待过他几次，总的感觉是，他要削藩来了。内忧外患之中，东信怎能不垮？
六、
几年之后，我把我当时对东信处境的思考，写成了一篇文章，叫做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，发表在《新民周刊》上。但当时我考虑更多的是，如果离开这条即将沉没的大船，我应该去做什么，我能做什么？思考的结论是去做记者，因为专业对口，更因为，我熟悉。
Friday, November 10, 2006
混在媒体这八年(二)
在东方通信仰望媒体(上)
一、
1999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。
虽然出身也算名校，但1999年开始，工作形势已经不容乐观，考研也日益成风潮。加上当年恰逢四校合并，杭州大学的同学们也和我们拿一模一样的毕业文凭，对于学理工科的老浙大人来说，或许影响不大，但对于我们中文系的来讲，却等于凭空多了许多竞争对手，找工作并不容易。好在我自己还拿着一张计算机系颁发的辅修证书，两头找工作，也获得了一些面试的机会，但一直都没法定下来。回家过年的时候，父母已经开始有些担心，问我需不需要在老家帮忙找人，被心高气傲的我拒绝了。
好在开过年来，就有了一个机会。
当时我们系的副主任，孙沛然教授，找我说，我有一个学生，是东方通信公司的总经办主任，叫李晶晶，想在我们系要一个人，希望是男生，打算让我去试试。这中间有个插曲，东方通信在过年前曾经搞过一个征集广告口号的活动，我们班的黄莺中了头奖，拿了5000块奖金，并顺理成章的获得了去东方通信也就是李晶晶主任那里实习的机会。具体的口号我早忘了，不过当时杭州的大街小巷、游走其间的公交车上都是刷着那句话，很是风光。因此是不是要去东方通信面试，我有些迟疑，因为这样对黄莺不是很好，后来想想，觉得一来工作机会难得，二来这也谈不上是我的错，于是跟黄莺打了个招呼，就去了东方通信面试。
当时的东方通信仍然很辉煌，在李主任的办公室里等待面试的我四处张望，发现居然还有单独的衣帽间和卫生间，仿佛星级宾馆一样，让我有些拘谨。不过李主任人不错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很Nice，跟我聊了一会儿，就让我开始实习。而毕业之后，我也就顺利成章在东方通信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。
二、
实习其实就和后来上班差不多了，唯一不同的就是，如果学校有事，跟李主任打个招呼，我就可以不去或者提前下班。同事们人都不错，我现在还记得李航、曹宇英、翟露佳他们的好些逸事。比方说，有一个同事的小孩说曹宇英长得象奥特曼，他很自鸣得意，说难怪自己取名叫宇宙英雄，原来冥冥之中自有天定啊；还有李航，一个极聪明又富理想气质的人，她本来是一个“杭飘”，但一直找不到工作，有一天晚上她打给一个热线电话叙说自己的遭遇，说为什么没有公司愿意给她一个机会？而这被我们的董事长施继兴听到了，他就让人事部门去面试她，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人才，于是就来了东信；关于翟露佳，她是做设计的，很High苹果，可能我对苹果的喜爱就是受她的影响，她后来还替我创作了一个漫画，我一直把它印在我的名片上。这些应该都算是东方通信留给我的财富吧。
我在东方通信的主要工作，说白了，就是做内刊。只不过东方通信当时很有钱，所以这份内刊《东方通信报》，搞得很正规、规模很大，可能一些地县级的正式出版的报纸还比不上它。不过对我来说，这份工作其实很清闲，每一次出报纸（忘了是月刊还是半月刊了），反正我只要努力工作个两三天就可以搞定，剩下的时间就是在那里上网看报纸。不过呢，因为干活的那几天我总是会做到很晚，好几回都被领导撞见，于是李主任就对我很满意。慢慢地就也就开始让我做一些其他的工作，帮助做一些参加展览的工作，写些宣传材料；因为精通电脑，也做一些网络管理的工作；然后就是让我开始接待媒体。从此开始真正和媒体打上了交道。
当然，那个时候我对媒体还是很有敬畏之心的。
三、
接触多了，事情慢慢地在起变化。
最大的一次震撼是一个电话。一个xxx通信报的记者打来的（之所以用xxx是因为我的确记不得它的名字了，不能乱写，反正是一个通信业的行业报）。通话的内容8年之后我依然记得。
李晶晶主任呢？我怎么总是找不到她？我是xxxx啊，我上次跟她提起过的，做你们施继兴的专访，时间你们到底定下来没有？
李主任出去办事，办公室又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也不知道他和李主任曾经说过什么，听他的口气牛气冲天，于是就跟他唯唯诺诺嗯嗯啊啊，他就有些不耐烦，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，还要不要我过来做专访啊？
要啊，要啊。我赶紧说是，再怎么着不了解情况，我也不能把领导的专访给搅黄了。
那我就买机票了，你给李晶晶说一下，让她给我安排一下宾馆。
事情一下子变成我无法做主了。我也不知道该答应还是让他再等等。但更夸张的事情来了，他说，我还有两个朋友跟我一起过来，你让李晶晶帮忙一起安排一下。说完也不容我分辨就把电话给挂了。
等李主任回来，我赶紧汇报，果然还是挨了一顿训。“你怎么就自作主张同意让他来呢？”李主任说。不过训归训，李主任还是帮我处理了这个事情，同意给那个人和他的朋友报销机票、安排宾馆。这一件事让我从此很感激她。李主任说，其实这些人就是想到杭州来玩啊，骗吃骗喝骗玩，临了还要带点东西走，什么采访施总都是借口，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得罪他们，所以我一直拖着他。下次要是再有这种电话，你别管他口气多牛，都让他打我手机，他连我的手机都打不通，就说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记者。
我第一次知道记者还有这样当的，这样的事情，我一辈子也做不出来。
一、
1999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。
虽然出身也算名校，但1999年开始，工作形势已经不容乐观，考研也日益成风潮。加上当年恰逢四校合并，杭州大学的同学们也和我们拿一模一样的毕业文凭，对于学理工科的老浙大人来说，或许影响不大，但对于我们中文系的来讲，却等于凭空多了许多竞争对手，找工作并不容易。好在我自己还拿着一张计算机系颁发的辅修证书，两头找工作，也获得了一些面试的机会，但一直都没法定下来。回家过年的时候，父母已经开始有些担心，问我需不需要在老家帮忙找人，被心高气傲的我拒绝了。
好在开过年来，就有了一个机会。
当时我们系的副主任，孙沛然教授，找我说，我有一个学生，是东方通信公司的总经办主任，叫李晶晶，想在我们系要一个人，希望是男生，打算让我去试试。这中间有个插曲，东方通信在过年前曾经搞过一个征集广告口号的活动，我们班的黄莺中了头奖，拿了5000块奖金，并顺理成章的获得了去东方通信也就是李晶晶主任那里实习的机会。具体的口号我早忘了，不过当时杭州的大街小巷、游走其间的公交车上都是刷着那句话，很是风光。因此是不是要去东方通信面试，我有些迟疑，因为这样对黄莺不是很好，后来想想，觉得一来工作机会难得，二来这也谈不上是我的错，于是跟黄莺打了个招呼，就去了东方通信面试。
当时的东方通信仍然很辉煌，在李主任的办公室里等待面试的我四处张望，发现居然还有单独的衣帽间和卫生间，仿佛星级宾馆一样，让我有些拘谨。不过李主任人不错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很Nice，跟我聊了一会儿，就让我开始实习。而毕业之后，我也就顺利成章在东方通信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。
二、
实习其实就和后来上班差不多了，唯一不同的就是，如果学校有事，跟李主任打个招呼，我就可以不去或者提前下班。同事们人都不错，我现在还记得李航、曹宇英、翟露佳他们的好些逸事。比方说，有一个同事的小孩说曹宇英长得象奥特曼，他很自鸣得意，说难怪自己取名叫宇宙英雄，原来冥冥之中自有天定啊；还有李航，一个极聪明又富理想气质的人，她本来是一个“杭飘”，但一直找不到工作，有一天晚上她打给一个热线电话叙说自己的遭遇，说为什么没有公司愿意给她一个机会？而这被我们的董事长施继兴听到了，他就让人事部门去面试她，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人才，于是就来了东信；关于翟露佳，她是做设计的，很High苹果，可能我对苹果的喜爱就是受她的影响，她后来还替我创作了一个漫画，我一直把它印在我的名片上。这些应该都算是东方通信留给我的财富吧。
我在东方通信的主要工作，说白了，就是做内刊。只不过东方通信当时很有钱，所以这份内刊《东方通信报》，搞得很正规、规模很大，可能一些地县级的正式出版的报纸还比不上它。不过对我来说，这份工作其实很清闲，每一次出报纸（忘了是月刊还是半月刊了），反正我只要努力工作个两三天就可以搞定，剩下的时间就是在那里上网看报纸。不过呢，因为干活的那几天我总是会做到很晚，好几回都被领导撞见，于是李主任就对我很满意。慢慢地就也就开始让我做一些其他的工作，帮助做一些参加展览的工作，写些宣传材料；因为精通电脑，也做一些网络管理的工作；然后就是让我开始接待媒体。从此开始真正和媒体打上了交道。
当然，那个时候我对媒体还是很有敬畏之心的。
三、
接触多了，事情慢慢地在起变化。
最大的一次震撼是一个电话。一个xxx通信报的记者打来的（之所以用xxx是因为我的确记不得它的名字了，不能乱写，反正是一个通信业的行业报）。通话的内容8年之后我依然记得。
李晶晶主任呢？我怎么总是找不到她？我是xxxx啊，我上次跟她提起过的，做你们施继兴的专访，时间你们到底定下来没有？
李主任出去办事，办公室又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也不知道他和李主任曾经说过什么，听他的口气牛气冲天，于是就跟他唯唯诺诺嗯嗯啊啊，他就有些不耐烦，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，还要不要我过来做专访啊？
要啊，要啊。我赶紧说是，再怎么着不了解情况，我也不能把领导的专访给搅黄了。
那我就买机票了，你给李晶晶说一下，让她给我安排一下宾馆。
事情一下子变成我无法做主了。我也不知道该答应还是让他再等等。但更夸张的事情来了，他说，我还有两个朋友跟我一起过来，你让李晶晶帮忙一起安排一下。说完也不容我分辨就把电话给挂了。
等李主任回来，我赶紧汇报，果然还是挨了一顿训。“你怎么就自作主张同意让他来呢？”李主任说。不过训归训，李主任还是帮我处理了这个事情，同意给那个人和他的朋友报销机票、安排宾馆。这一件事让我从此很感激她。李主任说，其实这些人就是想到杭州来玩啊，骗吃骗喝骗玩，临了还要带点东西走，什么采访施总都是借口，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得罪他们，所以我一直拖着他。下次要是再有这种电话，你别管他口气多牛，都让他打我手机，他连我的手机都打不通，就说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记者。
我第一次知道记者还有这样当的，这样的事情，我一辈子也做不出来。
Thursday, November 9, 2006
混在媒体这八年(一)
混在媒体这八年(一)
由子
今天在图书馆上线，一个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的老同事告诉我，宝总和贾都已经离职了。
这实在让我大吃一惊。
为了等待苹果最新的Core 2 Duo MacBook，我已经几个月都没电脑用，偶尔有机会在图书馆上线，也因为和国内13个小时的时差，往昔此起彼伏的MSN上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当然就信息闭塞。之间唯一通过网络知道的是，宝总和王佑曾经因为一篇稿件和富士康公司闹的沸沸扬扬，所幸后来又一塌糊涂地和解了。
但短短的数月时间，又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，实在让我惊讶，媒体还真是个速朽的行业啊。回想起我在国内媒体呆的整整八年经历、四家媒体、三个城市，也是酸甜苦辣甘苦自知。而这八年所经历过的开心和沮丧、斗争和投降、心机和坦荡，或许是其他行业的朋友，安安稳稳做几十年也未必会经历的吧。就象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父亲对我说过的，文人多的地方，矛盾就多，斗争就多，你不要当那样的文人。
现在已身在北美，远离国内的纷争远了，忽然就有一个冲动，希望把我在媒体工作的这8年经历和感想写出来，算是把以前的自己做一个总结，从此坦荡地走向另一个全新的未来。
由子
今天在图书馆上线，一个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的老同事告诉我，宝总和贾都已经离职了。
这实在让我大吃一惊。
为了等待苹果最新的Core 2 Duo MacBook，我已经几个月都没电脑用，偶尔有机会在图书馆上线，也因为和国内13个小时的时差，往昔此起彼伏的MSN上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当然就信息闭塞。之间唯一通过网络知道的是，宝总和王佑曾经因为一篇稿件和富士康公司闹的沸沸扬扬，所幸后来又一塌糊涂地和解了。
但短短的数月时间，又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，实在让我惊讶，媒体还真是个速朽的行业啊。回想起我在国内媒体呆的整整八年经历、四家媒体、三个城市，也是酸甜苦辣甘苦自知。而这八年所经历过的开心和沮丧、斗争和投降、心机和坦荡，或许是其他行业的朋友，安安稳稳做几十年也未必会经历的吧。就象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父亲对我说过的，文人多的地方，矛盾就多，斗争就多，你不要当那样的文人。
现在已身在北美，远离国内的纷争远了，忽然就有一个冲动，希望把我在媒体工作的这8年经历和感想写出来，算是把以前的自己做一个总结，从此坦荡地走向另一个全新的未来。
Wednesday, November 8, 20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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